龙川，这座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古城，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4）建县以来，便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随着南越国的崛起，赵佗大力推广文字，以诗礼教化民众，极大地推动了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步，使这里从氏族社会逐渐演变成为秦、汉帝国的郡县编民。然而，在南朝齐永明元年（）之前的近年里，史籍对于今属河源的古龙川辖地的人与事鲜有记载。尽管如此，从古龙川县不断析土分县的情况来看，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持续繁荣，人口也在不断增长。
0汉初龙川人口不足万户年，湖南郴州国庆中路3号墓出土了一枚“龙川长印”，这枚印章立刻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浓厚兴趣。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该墓葬的随葬品种类稀少，数量也并不丰富，这与县官的身份似乎并不相称。这究竟是何原因呢？
这枚“龙川长印”由滑石精心雕琢而成，印面为正方形，尺寸为长2厘米、宽9厘米，上面刻有篆隶体字迹，背面则装饰有覆瓦形纽。墓葬是一座带墓道的土坑竖穴墓，其尺寸为长8米、宽4米。随葬品包括小铁刀、陶器罐、盒以及鼎等物品，但数量和种类均不多，确实与秦末汉初县令这一“大员”的身份不相符。有学者以这枚印章为证，认为南海郡的龙川在汉初属于长沙国。湖南省博物馆的曹学群指出，根据《史记·南越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以及岭南秦汉考古的发现，包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等资料，都显示汉初长沙国并未越过阳山关而领有龙川这一孤悬南越国腹地的“飞地”。此外，龙川作为南越王赵佗的兴王之地，更不可能归属于长沙国。
然而，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邱立诚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郴州出土的这枚“龙川长印”并不能直接证明龙川曾是长沙国属地。相反，这枚印章更可能揭示长沙王吴芮曾虚封一位“龙川长”。曾任龙川令的赵佗不可能将龙川行政长官一职从“令”降为“长”，因此这位从未到任的“龙川长”的墓葬随葬品与其身份不相称也就变得合理。
邱立诚进一步分析，秦汉时期县官有“令”和“长”之分，“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五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这枚印章或许揭示，龙川当时县治百姓人口户数实际不足万户。
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刘向明也提出，长沙王吴芮虚封了一位龙川长，这表明当时龙川设县已产生一定影响。这可能说明初置的龙川县主要由驻守的军队组成。
0马王堆帛书揭示连平的地理战略意义在秦汉时期，今连平县地处南海郡龙川县与桂阳郡浈阳县的交界，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备受瞩目。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年将岭南三郡“虚封”给长沙王吴芮，这一举措不仅为南越王赵佗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也使得连平地区成为了汉朝与南越国之间的重要战略要冲。
年，马王堆三号墓（利豨墓）出土的两幅地图为我们揭示了连平地区的地理战略意义。其中，《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详细描绘了湖南、广东及广西部分地区的地形，特别是河流的分布。这些河流大多位于西汉与南越国的交界地带，不仅突出了长沙国防守区的山川形势，还为防范南越国军队提供了重要的地理信息。
另一幅名为“驻军图”的地图则展示了汉军的预备队和加强部队的驻扎位置。桂阳郡九嶷山一带成为了汉军的重要防御区域，这里距离南越国北界的连江上游阳山关仅百里之遥。连平县，这个在今河源地区的古县，当时属于马王堆帛书地图上的“桂阳县”，成为了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商贸往来和军事防御的重要枢纽。
0龙川县的变迁与粤东北的行政划分在秦朝时期，南海郡设立了番禺、四会、博罗和龙川四个县。到了南越国时期，粤东北境内又增设了揭阳县。然而，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南越地被重新划分为九郡，包括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和珠崖。此后，直至两汉结束，粤东北境内并未再增加新的县级行政单位。
西汉以后，“百越”或“百粤”的称谓逐渐从历史文献中消失。到了《后汉书》时期，已无百越的传记，这标志着“百越”民族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华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强。
在东汉末年，由于中原地区的动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岭南地区的人口因此迅速增长。至东汉中期，南海郡（在原有六县的基础上增设了增城县）的总户数从西汉末的户激增至户，人口也增加到了25万人以上。与此同时，龙川县的人口也实现了显著的增长。龙川县在古时的繁荣与行政变迁龙川县，这一古老的县名，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变迁。在封建时期，由于民政事务的繁杂与税收任务的繁重，龙川县逐渐发展壮大，甚至不惜析土分县以应对挑战。这一策略不仅彰显了该县的繁荣与地位，更体现了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
在东晋时期，粤东北境内的行政建置迎来了大规模的增加。原本秦朝设立的2个县级单位——龙川和博罗，在这一时期迅速扩展至8个，包括欣乐（由博罗析置）、雷乡（由龙川析置）、兴宁、海丰、怀安以及义招（即今大埔）。这一系列的行政变革，无疑为龙川县乃至整个粤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0公元年河源建县自秦朝设立龙川县起，至南朝齐永明元年（公元年）河源县成立，河源隶属于南海郡龙川县长达年。据清雍正年间编纂的《广东通志·沿革》卷五记载：“河源之地，在晋、宋时期，隶属于南海郡的龙川县。”
到了南朝齐永明元年（公元年），龙川县分置出新丰和河源两县。《南齐书·郡志》卷十四详细列出了南海郡管辖的各县，其中包括番禺、熙安、博罗、增城、龙川、西平、绥宁、新丰、罗阳、高要、安远及河源。自此，河源地名正式诞生。
至今，源城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先有曹古莫，后有河源城。”这句话揭示了在河源置县之前，该地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聚落。河源县设立在山水环抱之地，坐落于粤东北，作为东江的交通要冲，境内多山地丘陵，景色壮丽。最初，河源县的疆域辽阔，涵盖了现今和平、连平、新丰、龙门、博罗等县的部分或大部分区域。在唐朝至明朝的约年里，河源县的范围基本保持稳定。后来，新丰（后改名为休吉）和石城从河源县析出，但石城后来又并入河源。随后，长宁、连平、和平等地又被析出，同时博罗的部分地区也被割让，使得河源县的边界变得错综复杂。
五代以后，河源县多隶属于惠州管辖。到了清朝，河源县依旧归属惠州。据清乾隆时期的《河源县志》记载，惠州作为岭东的首郡，其所属州县中，唯有河源县占据了中央的地理位置，南北相距百余里，东西跨度约里。它依傍水源而建，四周被邻近州县环绕，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样的环境不仅孕育了淳朴的民风，还使得广府、潮汕、客家以及中原的文化在此交融，从而形成了独特于其他客家地区的语言、民俗和建筑风格，为河源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那个在秦朝时期幅员辽阔的“百粤轩輶”龙川，历经2多年的土地析分，其面积已大为缩减。明朝万历年间，龙川县令孙云翼在《默化堂题名记》中记载：“我朝太祖定天下，复龙川为县。”那时，县令之下设有县丞、主簿、县尉等官员。然而，到了洪武十五年（年），县丞之职被取消，龙川的版图也自此一蹶不振。更令孙云翼痛心的是，正德年间设立的和平县割走了龙川境内近四分之一的土地，使得龙川的面积“仅当大县之一乡”。到了清嘉庆年间，《龙川县志》的修纂者在完成志书后不禁感慨：“昔日之广袤，何止今日之数倍。”
